为解决世宗时期“钱荒”问题，据《金史》记载，在大定十六年（1176），世宗曾下令把宋的大观钱以一当五的使用。宋大观钱“以一当五”的使用，正是源于“钱少则贵”，也说明当时流通中的钱太少，“钱荒”问题仍很突出。
或许为缓解民间用钱艰难，或许是为了直接增加政府货币收入，抑或是金属货币主义的政策倾向，于是，开铸铜钱，成为世宗时期货币领域的一项重大政策选择。
一、筹措铜源
铸造铜钱，离不开铜源。在中国古代社会，为铸造铜钱，政府筹措铜源的措施，主要有二项：一是大力向民间括铜和禁铜。括铜是指政府最大限度地收购民间铜源，比如奖励民间开矿，收购民间铜器等。禁铜就是限制甚至禁止民间对铜的消耗，比如禁止民间铸造铜器等。二是政府积极开采铜矿。政府组织力量，勘探矿源，发掘矿藏，冶炼铜矿，增加铜的供给。
在沿袭海陵时期禁铜括铜政策的基础上，世宗初期，就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。金的民间括铜政策包含了以下内容：一是明确限定出民间准许保留的铜器，其余不在保留范围内的铜器，全部属于政府应括之铜。
二是对于所禁之铜器，明令规定出申卖官府的价格；三是对于民间非器物的铜货，也明确规定出申卖给官府的价格；四是明确专门的职官负责括收铜器的检查和核定。世宗时期禁铜的范围之广、政策之严和力度之大。同时，也反应出世宗时期金代缺铜程度之深。
在严厉的禁铜政策下，民间只能通过销钱，来铸造生活必需的铜镜器物。于是，世宗下令“遂并禁之”，禁止民间销钱铸造铜镜。至大定十一年（1171）二月，为防止民间铸造铜镜耗费铜料，金政府甚至直接禁止民间“禁私铸铜镜”。直至世宗统治后期，金政府始终执行着严厉的禁铜政策。
鼓励矿冶，是世宗政府筹措铜源的另一项措施。世宗主张“金银、山泽之利,当以与民”，并允许工匠不仅在中原地区，而且可以越过天山，往北界采铜。为鼓励民间开矿采冶，大定三年(1163)金政府明文规定了金银坑冶的纳税标准，这有利于金代矿冶行业的发展。另外，金政府还采取直接奖励的办法，鼓励开矿坑冶。
二、“大定通宝”的铸造
经过十几年的筹措，世宗政府已经掌握了大量的铜源。此时，国家财用也日益丰盈。大定十二年（1172）正月，（世宗）“上与宰臣议鼓铸之术”。表明在大定十八年铸造大定通宝之前，就是否铸币事宜，金廷就曾有过廷议。
大臣提出铸币成本太高，不赞成铸造铜钱。但是，世宗认为，“金银，山泽之利，当以与民，惟钱不当私铸。今国家财用丰盈，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？所费虽多，但在民间，而新钱日增尔。其遣能吏经营之。”这一方面体现了世宗的财用理念和货币思想，另一方面，也表明了世宗对政府垄断货币铸造权的态度和决心。
大定十八年（1178），金政府最终决定在代州立监铸钱，并派遣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、知保德军事高季孙负责监造工作，但由于所铸之钱斑驳黑涩不可用，于是，世宗在严厉惩罚李天吉、高季孙等官员后，又命工部郎中张大节、吏部员外郎麻珪负责监铸铜钱，终于铸造出质量上乘的“大定通宝”铜钱。
据《金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表明“大定通宝”的质量优于海陵时期所铸正隆铜钱。“大定通宝”质量虽好，但产量不高。大定十九年（1179），铸造铜钱仅一万六千余贯。大定二十年（1180），世宗下诏进呈五千贯，并命“大定通宝”与旧钱并用。
自大定十八年世宗铸币之后，尽管金政府开始铸币，但民间用钱艰难状况依然严峻。至大定二十六年（1186），金朝的货币运行状况仍然是“中外皆言钱难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库丰盈的世宗政府决定增设钱监，进一步增加铸币数量。大定二十七年（1187）二月，金政府在曲阳县增设利通钱监，加大铸币力度。
不得不提的是，“大定通宝”铜钱在铸造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实际问题，对此，《金史·食货志》有明确记载。这些问题中，反应出铜源稀少、铸币难行；“同时表明了高昂的铸币成本，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可能限制了世宗时期铸币的数量。
关于“大定通宝”的形制及种类，《中国考古集成》根据近年来出土的金代窖藏货币实物情况，认为“大定通宝”或有小平、折二两种，抑或有小平、折二、折三、折十四种。
清代学者翁树培认为，（大定通宝）“有较小者字亦较窄小，有两面大定背文者，其郭非大定不能如是。近人钱谱曰：面文大定背文崇宁，此品甚奇，其崇宁似应是通宝者矣，金代钱制多仿宋徽宗钱于此益信。”
三、铁钱的铸造与使用
铁钱，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普遍使用的金属铸币。“自西汉文帝时铁铸半两出现以来，迄至清末，几乎历朝都有所铸造。”就金代铁钱而言，铁钱虽然在使用地区和重要程度等方面，无法与交钞和铜钱相提并论，但是，作为金代流通使用的金属货币之一。
铁钱，不仅是金代多元货币的基本成员之一，而且其从使用到被废弃的流向，对于金元历史的发展甚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因此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金代铁钱，也成为金代货币研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《金史》等相关史籍对金代铁钱的记载甚少，而且，并未有金代自行铸造铁钱的明确记载。不过，学界先贤已有论证金代世宗时期曾铸造铁钱，而且为近年考古材料所证实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近年来出土的考古资料，充分证明了金代大定年间曾铸造过铁钱。
1983年，河南沁阳县崇义乡金塚村出土金代窖藏货币600多公斤，发现大定通宝铁钱1枚。1986年，山东微山欢城镇出土的古钱中，发现1枚大定通宝小平铁钱。因此，本文认为，金代世宗时期曾铸造自己的铁钱“大定通宝”。
关于铸造铁钱的时间，《金史》等史籍并无明确记载。世宗大定四年所罢废的铁钱，较大可能为宋旧铁钱，不过，亦可能在大定元年至四年之前，金代就曾铸造铁钱“大定通宝”。另外，因世宗大定年间存在较为严重的“钱荒”问题，为缓解“钱荒”，在大定四年之后的大定年间，亦不排除金政府铸造铁钱“大定通宝”的可能性。
关于铁钱的使用，金在占领河东地区后，并不使用原宋统治下的铁钱，而将其收之入官，由于铁钱价值较低，官府以五百五十文的铜钱来兑易民间两贯五百文的铁钱。大定四年（1164），由于铁钱在陕西流通日益艰难，世宗就下令通检官究查其原因，因“民间用钱，名与铁钱兼用，其实不为准数，公私不便”，于是，金政府就下令罢行了铁钱。
其实，关于铁钱废除的原因，主要在于在两种金属货币共同流通的条件下，铁钱与铜铸币相比，存在着易盗铸、币值低、储藏价值不高等不足，这就造成了铁钱在流通中的价值不够稳定，成为废止铁钱的主要原因。
另据《金史》记载，明昌四年（1193），金章宗与宰臣们曾就如何处置废旧铁钱进行了专门的廷议。剖析史料可知，明昌四年时金朝的铁钱，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：
（1）“无用官物”。这说明长期作为货币的铁钱，此时已经变成了官府储藏的无用官物。也就是说，章宗明昌时期的铁钱，已不是金政府的法定货币。由此也可以推断，在民间交易中，估计铁钱的自身价值以及使用范围，也都非常有限。
（2）铁钱的数量应该不少。一般来说，皇上召开的廷议，其主题应是涉及江山社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，而不会是无关大局的、细枝末节的琐碎小事。这就说明此时金朝官府所储藏的铁钱的数量应该不是个小数目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在章宗明昌四年之前，铁钱就已退出了货币的舞台，不再承担货币的职能。
（3）“隔阂铜钱不令过界”。廷议时参知政事胥持国说，宋朝江北、淮南用铁钱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铜钱北流入金。不过，对于金政府为阻止铜钱南流而铸造铁钱之政策，《金史》并无明确的记载。关于铁钱在金世宗废止流通后的用途，除了章宗时期下令有关部门将其储存在仓库之外，到金宣宗时期，这些停止流通的铁钱，有可能被用于制作盔甲或兵器。
贞祐三年（1215）五月，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曾上书，说怀州铁钱有很多无用的铁钱，请求把这些铁钱用于制作盔甲，发给战士使用。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的上书是否得到宣宗批准和执行，史籍未曾记载，不过从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的上书中可以看出：由于铁钱长期被禁止流通，至宣宗时期，金朝还存在着大量的废弃铁钱。
至于被废止流通后铁钱的流向，不得不提的是，据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、《大金国志》等史料记载，金朝这些失去货币职能的铁钱，北流入蒙古，被蒙古用来制造军器，这对于蒙古的武力崛起和对外征伐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四、总结
对于铁钱北流入蒙，金朝政府并非不知其中的利害，而且也曾采取过禁绝措施。被金国视为无用之物而废弃的铁钱，向北流入了原本并不产铁的蒙古，进而，蒙古人将其做成盔甲兵器，转化成向南征伐金国的军力。同样的铁钱，金与蒙古的处理方法和使用方向，却迥然不同，从这一点来看，金国的衰败与蒙古的崛起，存在其历史的必然。
